阿里·沙维特是以色列著名的专栏作家，中东问题专家。在《我的应许之地》（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中，沙维特以自己家族故事为引子，通过亲身经历、深度访谈、历史文献、私人日志、信件等展开故事，试图描述出以色列的全景大历史，以引出更深层次的以色列国家思考，同时对中东地区的纷争渊源进行历史性梳理。
伊朗的核挑战有一个美国背景。从伊拉克撤军之后，美国在中东的操控力量被认为是减弱的。随着阿拉伯民族的觉醒，美国失去了一些古老的阿拉伯联盟，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一旦华盛顿在与德黑兰的战略对抗中败北，它将可能失去中东对美国的尊重。一个核化的伊朗将成为世界一块重要区域的主导力量，并且将带动这块区域对抗美利坚帝国。
伊朗的战略目标不是快速地建造一枚核弹，而是安全地建造出一枚核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工程有那么多迹象可循：他们在布什尔建造了一个核反应堆，在阿拉克建造了一个核反应堆，在帕尔钦建起一个军事基地，在纳坦兹兴建铀浓缩设施，在福尔道兴建了一个地下燃料库。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尝试在国际合法性的庇护下进行大部分的工作。他们小心地不被当场抓获，不留下确凿的证据。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避免挑衅到西方，以免激怒西方，刺激他们采取措施。就在亚德林于2006年1月被任命领导以色列情报机构时，伊朗开始在纳坦兹提炼浓缩铀。他们先获得了几台离心机，然后是几十台、几百台。在2007年初，他们还只有1000台离心机。到2013年，他们拥有的离心机超过了15000台，其中有一些是非常尖端的产品。因此，伊朗的浓缩铀产量从2008年初的区区50公斤增长到2013年中旬的7000公斤。尽管国际社会（虚弱地）提出了抗议，并实施了（有限的）强制制裁，但伊朗人耐心而顽强地向他们的目标进军。在以色列国防军13层的宽敞的办公室里，亚德林将军所监控到的情况就是，伊朗人愚弄了国际原子能机构，愚弄了联合国，愚弄了西方列强，越来越接近他们觊觎的。
以色列回应伊朗的时候已经晚了。2002年，沙伦总理要求摩萨德局长达甘化解伊朗的核威胁。摩萨德收到了大笔的资金，并执行了一系列的惊险行动，包括了网络攻击和对核能专家的暗杀，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战略成果。然而，达甘的正常的自信心态变成了傲慢。在2005年，他向同事和上级承诺，伊朗不可能旋转起哪怕一台离心机。然而两年后，当超过1000台的离心机在纳坦兹旋转起来时，以色列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开始担忧达甘的方式将把以色列引向一个死胡同。当外交交涉和制裁措施尚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除了考虑军事行动，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情报机构头目亚德林、空军指挥官埃沙基德、副总参谋长哈雷尔都坚持以色列必须准备一个可靠的、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参谋长阿什克纳齐命令空军去规划一个行动计划。情报开始被收集分析，飞行员开始接受训练。
2007年11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NIE）代表美国16家情报机构的共同观点提出：尚未有任何确凿证据表明伊朗确实在尝试发展核武器。当亚德林与他的美国同行在罗马会面后，他明白了这份令人惊异的报告诞生的原因：以伊拉克战争的创伤为前提，以白宫操纵的错误情报为基础，美国情报界决心阻止总统乔治·W.布什突兀地对伊朗采取行动，阻止美国卷入与第三个国家的第三场战争。但是当亚德林返回特拉维夫，与他的参谋们对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报告进行评估和再评估时，他们得出结论：美国这份报告站不住脚。摩萨德和军事情报机构的四支不同的分析团队宣称，伊朗正在发展军事化的核力量，而美国人严重低估了伊朗核计划的操控水平。
孤立伊朗是非常困难的。法国和英国是仅有的两个真正了解伊朗的国家。与此同时，俄罗斯和印度都与伊朗有合作。欧洲的很多国家仍然在与伊朗有贸易往来。而美国身陷战争，对伊朗分身乏术。甚至在以色列内部，领导集团也没有对伊朗投入过多关注。人们普遍地认为达甘可以阻挠伊朗的核工程。当伊朗的离心机成倍增加、伊朗的铀成堆地生产出来时，以色列正在呼呼大睡。一些非以色列的资料表明，即便是沙基德和亚德林的军事行动也正变得不为人重视。
直到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执政。2009年4月，他带来全新的应对伊朗的方式。现在的犹太人民有了一个国家，有了一支军队，有了技术力量。他们将用尽一切力量防止特拉维夫变成广岛。
这位新总理在对抗伊朗方面做出的伟大贡献就在于认知觉醒。与他的前任们不同，内塔尼亚胡了解伊朗，深入探究伊朗，几乎是完全地关注伊朗。从他就职的第一天起，他就知道，他的人生使命就是阻止伊朗走向核化。为了阻止伊朗，他与工党的巴拉克组建起一个奇异的联合政府，并任命巴拉克为国防部长。为了阻止伊朗，他调拨了巨额的资金，并分配给情报收集和空军建设，同时保持与西方领导人的坦诚的对话。为了阻止伊朗，他规划了一套高效率的以色列军事行动计划，并时刻准备启动该计划。以色列国防军整装就绪，美国变得越来越担忧。2009年、2010年、2011年里有好几次，以色列表现得就像要攻击的样子。看起来中东战争一触即发，不论是华盛顿还是以色列都十分紧张。
阿莫斯·亚德林和他的将军们并不清楚内塔尼亚胡是不是真的打算发动一场袭击，或者他们只是在玩一局前所未有的战略游戏。因此，这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对他的上级进行了一个测试：他要求他们拨付特殊资金和授权特殊的情报收集权力，所需的这些都是在谋划一场真正的袭击过程中才会需要的。巴拉克驳回了要求，但内塔尼亚胡批准了。于是这位以色列国防军的最高情报官员得出结论：也许国防部长有自己的秘密议程，但总理却是玩真的。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是真的相信犹太民族命悬一线。
华盛顿方面得出了类似的结论。2009年都浪费在毫无意义的接触政策上，2010年都浪费在强迫联合国实施制裁的失败尝试上。但是在2011年，一个绝望的以色列下了一步棋，令人忧虑，以致促使鸽派的奥巴马政府采取了非鸽派的措施。奥巴马首先批准了对伊朗的网络战，然后，在协调好欧洲人以后，他开始对伊朗实施单方面的制裁；最终，他命令五角大楼为有效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然而，当以色列的军事选择被证明是一个政治上的成功时，以色列内部却乱套了。达甘拒绝承认付出宝贵时间的秘密行动和网络战没有达成击败伊朗的战略目标。随着以色列内部的辩论逐渐失控，各种各样的灾难预言传播开来。鸽派认为以色列无缘无故地发动突袭将危及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导致一场区域战争，引发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上千人甚至上万人将因此丧生。而则坚称，现在的不作为将导致中东地区多元化的核体系的建立，将导致整个地区走向激进，卷入无休止的常规战争中，特拉维夫将很可能遭到的袭击。而亚德林尝试走第三条路。一方面，他赞同以色列的轰炸将阻止伊朗的核弹是合理的战略构想，并且不会导致末日战争降临。他相信以色列的军事选择是有效的，并且不论是以色列还是西方国家，都足以承受必须付出的小小代价。如果以色列回避采取行动仅仅是因为几百颗伊朗导弹和几千个的火箭弹，以色列将没有权力也没有办法继续生存。另一方面，亚德林认为，在没有获得国际合法性和美国支持的情况下，以色列的轰炸是毫无意义的。如果美国拒绝辅之以制裁，只需两年时间就会付出极其昂贵的代价。亚德林宣称，挑战并不在于军事行动本身，而在于采取行动后的十年。他敦促内塔尼亚理不要与奥巴马总统争执，而是与之建立一个亲密的战略同盟。
内塔尼亚胡无视亚德林的建议。他不仅没有以占领区的让步换取奥巴马的支持和以色列国际地位的改善，而且他激怒了奥巴马。他使以色列陷入半遗弃状态。无论是在以色列国内还是国外，内塔尼亚胡都没有为其宏伟的军事行动建立起合法性的外衣。在2012年的夏天，内塔尼亚胡被指控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到了秋天，事实已经很明显，他已经错过了时机，也失去了曾经拥有的政治影响力。
2012年9月，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红线演讲”（red-linespeech），号召国际社会在伊朗的核计划进入最后阶段之前采取行动，这实际上是一个表示让步的发言。在意识到他没有能力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发动袭击后，他将关键点挪后到2013年至2014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将以色列的命运交到了奥巴马总统的手里。但亚德林告诉我，在这次重要演讲之后，情况已经恶化了。伊朗发动“突围”（breakout），发动核弹袭击的时间，从6个月缩减到不到3个月，很快又缩减到一个月。亚德林说，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伊朗人已经越过了内塔尼亚胡的“红线”。他们正在接近目标，而以色列已经没有能力去阻止。不久以后，他们将抵达目标，届时，即使是美国也会发觉自己很难阻止他们。揭晓真相的时候到了，如果西方还不赶快清醒，如果美国还不下定决心，以色列将很快面对最戏剧化的十字路口。它将被迫做出选择：是轰炸，还是被轰炸。
对伊朗的决议，也许是在当今这个时代以色列所做过的最艰难的决定。在某种意义上，它仿效了迪莫纳（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色列秘密推进的核工程）的决议。无论是迪莫纳还是伊朗，所承担的风险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无论是迪莫纳还是伊朗，所需要的都是无畏、责任和狡猾。以色列必须与西方势力合作，但也同样必须经得住它们的压力。面临一场不同寻常的挑战，国家必须动员它的全部资源和技能，由一个成熟的领导集团支持并推动找到一个不同寻常的解决办法。因此，当我坐在亚德林身边的时候，我想起了在那些艰难的年代运营迪莫纳的工程师。当建造迪莫纳时，年轻的以色列有着堪称典范的行为举止，但面对纳坦兹和福尔多时，中年的以色列步履蹒跚，摇摇欲坠。
亚德林带着苦笑，再现了他任期时的那段令人沮丧的时光。在亚德林任期的第一年，每个人都相信达甘会解决掉伊朗问题，而亚德林将宝贵的军事资源和情报资源花在当前对伊朗的斗争上。在亚德林任期的第二年，情报和军事能力都有显著提高，但叙利亚的核反应堆转移了人们对伊朗的注意力，美国的NIE报告又搅了浑水。在亚德林任期的第三年，他已经手握对伊朗的充分情报，但此时在纳坦兹，伊朗人已经转入到秘密地下工作状态，已经建造了福尔多浓缩铀工厂，已经跨上了以色列先前定义的不归路。在亚德林任期的第四年，内塔尼亚胡再次启动了阻止伊朗的战斗，但不久就证明，亚德林和达甘所指望的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网络战作用非常有限。在亚德林任期的第五年，仍然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说服国际社会果断采取行动，而以色列国内的辩论逐渐变得越来越丑恶。但是在亚德林退休后的几年里——2011年至2013年——他多年的努力终于开始结出果实。美国人和欧洲人最终对伊朗实施了强制制裁，但这已经太迟了……
内塔尼亚胡的行事并不像丘吉尔。他没有与他的人民分享他对现实的敏锐觉察，也没有使他的国家准备好应对一个终极考验。尽管他正确地看待了伊朗的挑战，尽管他是一个富有天赋和战略眼光的战略高手，他并没设计出他理应完成的宏图。在他的领导下，人们认为真正威胁世界和平的是耶路撒冷，而不是伊朗。因为他的个人行为，在以色列内阁、以色列军方、以色列人民以及世界之间，横亘着难以想象的‘鸿沟’……
伊朗核危机没有解决，它只是简单地被推迟了。在巴勒斯坦战线重新燃起战意之后，在以色列陷入激烈的竞选之后，原本应该在2012年年底做出的决定被推后。但是伊朗核危机仍然在这里。给以色列的未来笼罩了一片浓重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