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后，当过一段时间的吸尘器推销员。张溥杰觉得，估计他也曾在深夜里辗转反侧，低声轻吟“像我这样的优秀的人，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之类的感慨。
1934年，他被任命为纳粹达豪集中营的头。不久，他加入了盖世太保司令部的犹太人事务处。他先从党卫军犹太科科长做起，两年后被任命为犹太人事务处处长，而这个组织是直接捕杀犹太人的部门。
从他受命的那一刻起，他就成为了纳粹德国“犹太复国主义问题”的专家。在起草和实施所谓 的“彻底解决方案”方面，他起到了关键角色的作用。
他力主对犹太人“加速移民”，也就是把犹太人赶到一起，押赴集中营集体处死。 他是奉行屠杀政策的冷血动物, 加之他对捕杀犹太人非常积极，他成了“最终解决计划”也就是对犹太民族进行灭绝性大屠杀的事实上的前线总指挥。
“最终解决计划”的“成果”至少包括了消灭580万犹太人，其中包括100多万儿童。爱沙尼亚等一些国家的犹太居民几乎被杀绝。
二战后，当犹太人追捕纳粹分子的“复仇者”组织得知艾希曼越狱逃跑后，立即将他列入了在逃战犯“黑名单”的“榜首大哥”。不久，该犯就被复仇的犹太人所诱捕，并当即执行了死刑。
然而，就在战争结束12年后，即1957年秋末的一天，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落到了联邦德国黑森州检察长弗里茨·鲍尔上的手中。该情报说阿道夫·艾希曼依然在阿根廷某个地方活着。
鲍尔是德国犹太人，受过纳粹分子的迫害，他没有把情报给德国当局，而是转而通风报信给了以色列。
1951年4月1日摩萨德作为以色列国家情报部门成立，直属以色列总理领导，其创建人哈雷尔得到时任总理本-古里安的绝对信任。而该机构的首要任务是把在逃的纳粹战犯缉拿归案。
那个时候，英国军队犹太旅的官兵们秘密组成了追捕罪犯小组，他们中的不少人曾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和大屠杀的见证人。
他们用《圣经》中“上帝的使徒”这个名字，为自己的组织取名为“复仇者”，很快就组织起了一个遍及了欧洲的情报网。以色列建国后，参加这一秘密活动的许多人成为了后来情报机构的骨干。
摩萨德局长伊塞·哈雷尔正是这其中的一员，在他看来，尽管一部分纳粹战犯已于1946年被押上了纽伦堡法庭，但仍有数千纳粹分子逃脱制裁，作为代表犹人人利益的以色列政府，有义务将逃脱的人送上审判台。
不过，这次情况有些特殊，阿道夫·艾希曼原本已经从名单上划掉了，现在却又“死而复生”，情况有点诡异。
他连夜调来了有关阿道夫·艾希曼的所有档案，虽不够详细，但其中一位追杀艾希曼的当事人口述记录却很重要。
他在材料中写道，他们当时曾用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跟踪一个与艾希曼面貌相符的德国人，当他们确认无疑后，将其干掉了。
这位当事人还强调说验尸时，他亲眼看到了死者腋下的纳粹党卫军号码，而这号码的数字恰恰是属于艾希曼的。此外，死者身高和体重、甚至指纹也与艾希曼完全相符，因此从黑名单上勾掉了他的姓名。
这与鲍尔所提供的艾希曼仍活在阿根廷的情报，明显矛盾。但哈雷尔冥冥之中有种感觉，鲍尔的情报应该是真的。
洛塔尔·赫尔曼是一个双目失明的犹太老人，居住布宜诺斯艾利斯，战争期间曾被关进过纳粹集中营。
赫尔曼之所以会提供情报，源于他20岁的女儿，当时她正在被一个叫尼克的德国小伙追求。
尼克为了泡妞，炫耀说他父亲曾在德军里当过大官，还大放厥词说：“照我看来，德国人当时如果把犹太人统统除尽就好了。”
女儿回家将这些告诉了父亲，又说尼克从不邀请自己去他家见他父母，即使她给尼克写信，也要通过尼克的朋友来转交，赫尔曼听后立刻引起了的警觉。
说巧不巧，赫尔曼从报纸上看到德国法兰克福检察官弗里茨·鲍尔正在寻找党卫军冲锋队头目阿道夫·艾希曼的下落，此人据说在阿根廷。想到女儿的话，赫尔曼愣住了。
他让女儿设法从尼克朋友那儿打听到他家的住址，随后又与她一起驱车前往实地查看。房子门口挂着“达古特宅”和“克莱门特宅”两块门牌。经询问，这两人只是借住的房客，房东是弗朗齐斯库·施密特。
赫尔曼直觉以为房东施密特就是阿道夫·艾希曼，就给鲍尔写了信。这才有了后来的事情。
摩萨德调查员从赫尔曼那里了解到来龙去脉后，决定亲自向布宜诺斯艾利斯警察局进行调查。
一顿操作猛如虎，特工调查的结果是那幢房子是奥地利移民弗朗齐斯库·施密特于1947年建造的。从其过往经历来看，根本不可能是艾希曼，况且，他也从未在房子里住过。
特工认定赫尔曼提供的情报是不可靠的，调查工作暂时被搁置了。但是哈雷尔还是在等待着适当的时机重启此案。
不久，鲍尔提供给了以色列一个新线索，新线索来自一个想减轻自己罪恶感的前纳粹分子。新线索表示艾希曼就居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只不过化名是 “里卡多·克莱门特”。 ·
这一消息使哈雷尔感到兴奋，当初赫尔曼指认的那幢房子中，就有一家房客叫克莱门特，只不过赫尔曼当时认定房东施密特是艾希曼，看来，这位名叫克莱门特的房客才是他们要找的人。
哈雷尔再次派出摩萨德特工前往阿根廷，特工物色了一名小男孩，以赫尔曼女儿的名义，到克莱门特家去，给尼克送礼物。
特工为此感到沮丧，但哈雷尔却非常高兴。克莱门特一家的突然搬走，证明了他们已经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如果不是逃犯，为何会如此敏锐呢。哈雷尔电示特工继续寻找。
摩萨德特工再次把那名小服务生找来，要他无论如何也要找到尼克，赏赐大大地。小男孩坚持不懈，终于找到了尼克，把礼品盒交给了他，并且记下了他的摩托车牌号。
摩萨德特工通过摩托车车牌号跟踪尼克，一直跟到一座既无自来水又无供电的破旧砖垒成的平房处，墙壁没有粉刷，周围也没有栅栏。就连房门都是用一块纤维板凑合钉上的。
当克莱门特夫人和她儿子的照片陆续被送到以色列时，就连摩萨德的分析专家中都有人简直不敢相信，前纳粹分子会贫困潦倒到如此地步。
平房的男主人始终没有露面，不过，特工们经过巧妙的调查，已经弄清了克莱门特正在图库曼省的梅尔赛德斯汽车厂上班，但无人知晓其何时回家，因此特工们未能拍到一张他的照片。
尽管如此，哈雷尔深信不疑这就是他们要找的艾希曼。他要求特工们耐心等待，并断言艾希曼将在1960年3月21日回家。摩萨德特工们对此不解，你咋敢这么下判断呢。
哈雷尔会心一笑，他已从档案中查出这天是艾希曼夫妇的银婚纪念日，艾希曼虽然是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但却是个热爱家庭的人，因此肯定会在这天回家，庆祝银婚纪念日。
3月21日黄昏时分，目标终于出现。果然不出所料，他手中拿着一小束蜀葵花。摩萨德特工从不同角度拍摄下数十张清晰的照片。
国际引渡是常用的手法，但南美历来就有为欧洲亡命者提供政治庇护的传统。而且在这里，纳粹战犯也有着相当大的同情势力，不然那么多的纳粹罪犯也不会将其作为藏身之地。同时，如果国际引渡，搞不好会打草惊蛇。
考虑再三，哈雷尔决定由摩萨德特工小组进行秘密绑架。他向总理本-古里安汇报后，建议将艾希曼绑架到以色列，本-古里安当即表态：“把他弄来，死的活的都行。”他接着补充道：“可能的话，最好要活的。对于所有受到希特勒迫害的人来说，这将是一件大事。同时，这也是对我国青年一代的激励。”（张溥杰）
得到确切的答复后，哈雷尔立即召开了情报部长联席会议，向各情报部门首脑通报了这次特遣行动，而他本人将亲赴现场指挥这次行动。由国家情报机构首脑亲自担任国外行动的指挥官，这在国际情报史上史无前例。
哈雷尔的精心挑选了12名特工，包括摩萨德最好的伪造证件工艺师、高级化妆师兼机械技术专家、聪明漂亮的女间谍以及一名负责麻醉罪犯的医生和几个身强力壮的神枪手。
人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是如何将一个大活人从1.8万公里之外的地方弄回以色列？
以色列航空公司没有飞往南美的航班，乘轮船则时间太长，中途又要多次靠岸，风险太大；专租一架飞机直飞，目标太大，难以保证行动的隐秘性。
不得不说，哈雷尔的运气真是好到爆棚。刚说睡觉，就有人送枕头。当时，阿根廷正在筹备独立150周年的庆祝活动，以色列政府领导人也受到了邀请。哈雷尔脑海里忽然蹦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借助政府代表团乘坐的专机，作为此次活动绑架回国的飞机。
说干就干，他先让特遣行动小组的成员分头前往阿根廷首都，为避人耳目，抵达时间和下榻旅馆各不相同。
5月初，哈雷尔搭乘以色列代表团的专机抵达了阿根廷。5月8日，特遣小组成员在代号为“堡垒”的住所集合，经过谈论后大家决定在某预定地点实行绑架，时间定在5月11日傍晚。
哈雷尔要求全体成员：一旦东窗事发，一定要咬定行动未受任何人指使。行动当天，哈雷尔下达最后指示，如果阿根廷警察当局察觉，无法绑架，宁可将艾希曼当场击毙，也不可让他逃掉。
从发现艾希曼到绑架成功，整个过程前后不过十几秒钟，汽车车门还没关好便疾驰而去。
艾希曼被绑到了一间大房子中的一张铁床上，这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座秘密别墅。
别动队员试图在艾希曼腋下找到刺着的纳粹党卫军号码，但却在那一位置只发现了一块伤疤。艾希曼解释说，战后他曾被美国人关押过很短的时间，那时他用剃须刀刮掉了自己的刺花号码。不过，他眉下的一块小伤疤也为确认他的身份提供了新的佐证。
经过一个星期的严密审核，哈雷尔确信他们已经抓到了真正的罪犯。阿道夫·艾希曼也已顺从地签署了一份文件承认了，并且声明他随时准备去以色列接受审判。
载送以色列代表团的专机，定于5月20日离开阿根廷首都。也就是说，艾希曼还要在这所秘密别墅里再呆9天。行动小组的一些人开始感到不安，担心时间长了其家人或朋友会向阿根廷警方报告。
但哈雷尔却胸有成竹，隐姓埋名的艾希曼的家人暂时还不会声张，也害怕露出破绽后会招来麻烦。艾希曼的纳粹朋友就更不敢说什么了，他们首先需要考虑自身安危。哈雷尔认为，眼下最要紧的是为艾希曼的合法离境作好准备。
按照最初的计划，艾希曼将被化装成专机“埃勒·奥勒航空公司”的雇员，乘坐机组人员专车进入机场，直抵机下。只要一上飞机，就万事大吉。
但怎样保证艾希曼在机场检查时，不会狗急跳墙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处于半清醒半昏迷状态。
这就要看那位“摩萨德”医生的妙计了。他快速教会了一个特工人员熟记标志脑震荡的病状，并为他编了一套话术，又教他在后来的几天内怎样假装“病情一点点好转”，怎样争取最晚在5月20日出院以便回以色列彻底“休养。此外，他还要对医院说，凑巧有机会搭乘“埃勒·奥勒”公司的一架专机回国。
特工人员戏演得不错，在医院里住了两天，然后作为“基本好转”的病人,带着院方的证明出院了。“摩萨德的伪造证件专家”，在医院出院证明上换上了克莱门特的照片和姓名，并同时为他制作了一份盖有阿根廷政府官方印章的假护照。
与此同时，其他小组成员为艾希曼精心打扮并穿上了一件以色列“埃勒·奥勒航空公司”的制服。临行前，摩萨德的医生为他注射了一针麻醉剂，其剂量恰到好处：他对于周围的事情几乎失去了知觉，但却能在两人的搀扶下自行走路。
他们就这样瞒天过海，骗过了阿根廷的机场人员。当一队阿根廷机场官员，正神色慌张地向飞机跑道的方向跑来时，专机已经起动，并向起飞跑道滑去。
5月22日早晨7点钟，专机在以色列的利达机场降落。哈雷尔命令特工人员将艾希曼带回总部秘密关押，自己则驱车直奔总理办公室。
这位不苟言笑的摩萨德局长，竟然第一次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他微笑着对总理说道：“我给您带来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由于哈雷尔整个过程守口如瓶，因此，连总理本-古里安对行动进展到何种程度也不知晓。当他听到这句玩笑话时，竟一时说不出话来，随后便紧紧地拥抱了他。
翌日，以色列总理在议会大厅里正式宣布了这一震惊世界的消息，他声音颤抖，并因哽噎被迫中断了发言。
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的法庭起诉了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对被控的所有罪行供认不讳，但又宣称他只是在执行命令。
1962年5月31日，阿道夫·艾希曼被绞死，6月1日他的骨灰被撒到了远远的公海之中，因为以色列人不愿意让这个“”玷污了自己的国土。
劫持艾希曼事件的成功以及这一行动为以色列情报界所赢得的荣耀，无疑构成了哈雷尔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但是这种在异国秘密绑架的做法，在国际上一直是毁誉参半。
不少人认为，以色列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国际法，非常“不讲武德“。但也有人认为，对待反人类的罪犯，能将其正法才是根本目的。对此，你怎么看呢？（张溥杰）